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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國內翻譯研究中的譯名問題
Date:2009-3-24
（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上海200030）
摘要：本文結合大量實例指出目前國內翻譯研究中的譯名混亂問題。本文認為，翻譯研究者各行其是，無視譯名原則和國家譯名標準，疏于考證是導致譯名混亂的主要原因。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翻譯研究者應協同合作，遵守規范，保持統一。
關鍵詞：譯名；國家標準；統一
Abstract: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with reference to a number of sampled cases, the lack of conformity in the translation of proper names in China’s translation studies. It maintains that translation studies scholars often translate proper names at will, with little regard for accepted principles and national standards. To solve this problem, translation studies scholars should make concerted efforts to translate in conformity with national standards concerned.
Key words: translation of proper names；national standards；conformity
一、歷史的回顧
早在20世紀初，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陳獨秀就在《新青年》1916年第2卷第4號寫了一篇探討譯名問題的文章《西文譯音私議》，把西方主要語言（英、法、德、俄等）中元音、輔音及元音、輔音字母組合分門別類，總結其讀音規律，并給出相應的漢字音譯，意在統一譯名。“譯西籍，方輿姓氏、權衡度量、言人人殊。逐物定名，將繁無限紀。今各就單音，擬以漢字。舉其大要，闕所不知。……上所論列，略具梗概而已。海內宏達，倘廣賜教正，使譯音得就統一。未始非學者節時省力之一道也”（張豈之、周祖達，1990：11-17）。隨后何炳松、程瀛章在《東方雜志》1926年第23卷第23號撰文《外國專名漢譯問題之商榷》細究音譯義譯（同意譯，筆者注）之別，詳考西方語音之異同。“今日吾國習西文者，大抵以英、德、法三國語為最多。故翻譯西方專名之音，每以其所習之語音為主。實則以英音讀德、法語；或以法音讀英、德語，都無是處。然而尚不止此；具有進而以英音譯斯拉夫語或南歐北歐語者。毫厘千里，謬誤尤多。……欲正外國專名之音，必先熟諳各字母確當之音質，及各音節適當之音力”（張豈之、周祖達，1990：18-34）。
解放后不久，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華通訊社譯名室即以“辛華”為筆名，先后分語種制訂了外漢譯音表，編譯了一批單行本的外國姓名譯名手冊，如《英語姓名譯名手冊》、《法語姓名譯名手冊》、《德語姓名譯名手冊》、《俄語姓名譯名手冊》、《意大利語姓名譯名手冊》等，對譯名的規范統一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80年代中期，著名科學家錢三強分別在《人民日報》和《科技日報》發表文章，指出統一科技名詞術語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當遇到以外國自然科學家名字命名的術語時，外國科學家人名要根據‘名從主人’、‘約定俗成’、‘服從主科’和‘尊重規范’這四項原則，加以漢字音譯。當某個外國科學家名字在不同學科均有出現時，要做好協調工作，以達統一。遇有外國地名時，要根據中國地名委員會制訂的規范地名，加以統一表達”（張豈之、周祖達，1990：8-10）。
1993年新華通訊社譯名室收錄以往各單行本單語種人名譯名手冊中的譯名，編譯出版了一部大型綜合性工具書《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詞目多達65萬條，涉及100多個國家與地區，為廣大翻譯工作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這部大型工具書譯名原則與各單行本單語種的姓名譯名手冊保持一致：音似為主，形似為輔，約定俗成，具體人物則首先考慮名從主人和歷史譯法的延續性，然后才是同名同譯。
綜上所述，對于譯名統一問題，中國的前輩學者已經進行過深入的研究，他們高瞻遠矚、追求統一的精神令人嘆服，他們關于譯名統一的論述不應為后來者所忽視；新華通訊社譯名室努力40多年，協同社會各界人士制訂的譯名原則和國家標準具有普遍適用性，翻譯研究者理應遵守和執行。
筆者仔細閱讀了近幾年來在國內外語類期刊上發表的主要研究翻譯理論的文章，發現外國翻譯理論家姓名的翻譯相當混亂，缺少規范，翻譯研究者各行其是，無視譯名原則和國家標準，有疏于考證之嫌。筆者不揣淺陋，寫成此文，旨在拋磚引玉，促使更多翻譯研究者重視譯名統一問題，從而推動譯學發展，不當欠妥之處，有望譯界同行不吝指正。
二、個案分析
1．André Lefevere生于比利時，在安特衛普大學任教數年后于1984移居美國，任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日爾曼學系教授，1996年白血病突發去世，翻譯研究文化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提出贊助人（patronage）、詩學（poetics）、意識形態（ideology）三因素影響譯者翻譯策略的觀點。
比利時的官方語言是法語和佛蘭芒語（嚴格意義上說是荷蘭語），而André Lefevere出生于比利時的荷蘭語區Ghent（根特），荷蘭語名字Lefevere常常當法語姓名Lefèvre來讀，故整個姓名可以參照法語讀音翻譯。查閱《法語姓名譯名手冊》和《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André通譯“安德烈”，Lefèvre通譯“勒菲弗”，參閱荷蘭語漢譯音表可知詞尾的r要發音。因此，筆者建議將其譯為：安德烈·勒菲弗爾。
2． José Lambert是比利時人，勒芬天主教大學翻譯研究中心教授，帶領一批學者從事了30多年的文學翻譯研究，描述性翻譯研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注重收集個案，運用系統的方法研究譯語規范對翻譯過程的制約。
José Lambert是常見法語姓名，應該按照法語讀音翻譯，查閱《法語姓名譯名手冊》和《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均通譯“若澤·朗貝爾”。José在法語、葡萄牙語中通譯“若澤”，Lambert在英語中通譯“蘭伯特”，在德語、西班牙語、荷蘭語中通譯“蘭貝特”，在法語中通譯“朗貝爾”（因為法語中詞尾的輔音常不發音），因此，此例譯名應為：若澤·朗貝爾。
3．Theo Hermans現為倫敦大學學院荷蘭語與比較文學系教授，操縱學派的代表人物，注重對譯語文本進行描述性研究以確定翻譯與規范的互動關系，認為“從譯語文學的角度看，翻譯意味著為了某一目的對原文進行某種程度的操縱”（Hermans，1985：11）。
Theo Hermans按照不同的語言讀音就會有截然不同的譯名，查閱《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按照英語則為“西奧·赫曼斯”，按照法語則為“泰奧·埃爾曼”，按照荷蘭語則為“特奧·赫爾曼斯”，而Theo Hermans出生于比利時的荷蘭語區Assent，發音按照荷蘭語。因此，譯名應為：特奧·赫爾曼斯。
4．Susan Bassnett現任英國沃里克大學翻譯與比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翻譯研究文化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90年她和安德烈·勒菲弗爾提出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發展方向，把翻譯研究帶入了一個更為廣闊的天地。
Susan Bassnett生于英國，很小就去了國外，雖然其名詞源系中世紀法語，但仍按英語讀音。從英漢譯音表來看，/s/通譯“斯”，而/θ/通譯“思”；此外，“巴斯納特”和“巴斯奈”均與該名發音相去甚遠，無可取之處。查閱《英語姓名譯名手冊》和《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均無此名，但有近似人名Basnett“巴斯尼特”，Basnight“巴斯奈特”。由此可見，“巴斯奈特”不能用來翻譯Bassnett。按英語讀音規則，ss與s發音相同，因此Bassnett與英語姓名Basnett發音應該相同，按照同名同譯的原則，此例譯名應為：蘇珊·巴斯尼特。
5．Katharina Reiß是德國翻譯科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張從語篇類型學（text-typology）的角度研究翻譯，認為語篇的主要功能為傳意（representational）、表情（expressive）、召喚（appellative），主張按語篇功能劃分翻譯原則與批評標準。
Katharina Reiß是德國人，其名屬于常見德語姓名，應該按照德語發音翻譯。字母組合th在德語中永遠發/t/；此外，“林”不用于女子名，而“琳”用于女子名。查閱《德語姓名譯名手冊》和《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均譯為“卡塔琳娜·賴斯”，故譯名應為：卡塔琳娜·賴斯。
6．Christiane Nord是德國功能派翻譯理論的倡導者之一，把翻譯按功能區分為文獻型翻譯（documentary translation）和工具型翻譯（instrumental translation），提出了忠誠（loyalty）原則，補充了目的論的缺陷。
Christiane Nord是德國人，應該按照德語翻譯。查閱《德語姓名譯名手冊》和《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均無Christiane，但有類似者如Christiana“克里斯蒂安娜”，Christians“克里斯蒂安斯”，Katharine“卡塔琳妮”。而德語中詞末的字母e通常發弱化元音/∂/，參考德漢譯音表擬定譯名為：克里斯蒂安妮·諾德。
7．Hans. J. Vermeer 是目的論（Skopostheorie /skopos theory）的創始人之一，認為翻譯中的諸多問題并非僅僅靠語言學就能解決。他擺脫了以追求與原文對等為目標的翻譯理論的束縛，提出翻譯就是根據客戶的委托，結合翻譯的目的滿足客戶要求的一種目的性行為。在翻譯中，原文并非衡量一切的標準，忠實于原文是次要的，而實現翻譯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
Hans J. Vermeer是德國人，自應按德語發音，字母v在德語中發清輔音/f/，字母組合eer發/e:r/，查閱《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可知Vermeer在英語中才通譯“弗米爾”，而在德語中則為“弗美爾”。因此，譯名應為：漢斯·J·弗美爾。
8．Justa Holz-Mänttäri是芬蘭籍德語翻譯家和翻譯學者（Nord，2001：12），用德語發表了數部翻譯理論著作，進一步發展了弗美爾的目的論，認為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只是翻譯行為（Translatorisches Handeln/ translational action/translatorial action）的一種，譯者是跨越語言文化障礙的專家，負責按委托人的要求設計合適的信息傳遞物（message transmitter）。
Justa Holz-Mänttäri是以德語為母語的芬蘭人（Nord，2001：129），生于德國，后來嫁了一位芬蘭人，Holz為本姓，Mänttäri為丈夫的姓，故其名應分別按德語和芬蘭語發音翻譯。查閱《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Mänttäri為芬蘭姓氏，通譯“門泰里”，德語中Holz通譯“霍爾茨”，德語中Justa應譯為“尤斯塔”，英語中Holz才通譯“霍爾茲”。因此，此例譯名應為：尤斯塔·霍爾茨-門泰里。
9．Mary Snell-Hornby是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翻譯系教授，認為翻譯研究既不從屬于語言學，也不從屬于比較文學，而是一門獨立學科，屬于跨學科（interdiscipline）的范疇，翻譯研究應該采取整體（holistic）、綜合（integrated）的方法。
Mary Snell-Hornby生于英國，查閱《英語姓名譯名手冊》和《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可知Snell-Hornby其名無論按照英語還是德語讀音，均譯為“斯內爾-霍恩比”。因此，譯名應為：瑪麗·斯內爾-霍恩比。
10．Edwin Gentzler現任馬薩諸塞州阿默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翻譯研究中心主任，其代表作《當代翻譯理論》堪稱翻譯研究評論的經典之作。
Edwin Gentzler是美籍德國移民的后代，其姓仍然按照德語發音。查閱《德語姓名譯名手冊》和《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均找不到，但有德語姓名Gentz譯為“根茨”，而常見姓名后綴-ler在英語、德語、荷蘭語、瑞典語等日爾曼語中全部譯為“勒”，兩者結合，根據德語讀音規則，Gentzler應譯為“根茨勒”；查閱《英語姓名譯名手冊》可知Edwin通譯“埃德溫”，而“愛”幾乎只用在幾個約定俗成的譯名中，如Edward“愛德華”，Edison“愛迪生”，Edinburgh“愛丁堡”等。因此，此例譯名應為：埃德溫·根茨勒。
11．Walter Benjamin是德國文藝理論家。他在1923年發表的《譯者的任務》一文中提出譯文即原文生命的延續（their stage of continued life），原文依靠譯文在另一種語言文化系統中獲得再生（afterlife）等重要觀點，孕育了解構主義翻譯理論的雛形。這種觀點打破了原文至上的傳統觀念，為人們重新審視翻譯的本質提供了新的視角。
Walter Benjamin是德國人，很多譯者未能充分考慮到這一點。查閱《德語姓名譯名手冊》和《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該名通譯“瓦爾特·本亞明”。“沃爾特”和“本杰明”均系英語通譯。“雅”在法語譯名常用于字首。翻閱德漢譯音表可知“雅”很少用于德語譯名中，而“亞”最常用。因此，此例譯名應為：瓦爾特·本亞明。
12．Lawrence Venuti是解構主義翻譯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發現在英美翻譯傳統中一直有一種保持保持語言流暢的傾向，他稱這種旨在順應譯語文化讀者閱讀品味的翻譯策略為歸化（domesticating）。他指出，歸化式的翻譯目的在于侵吞霸占原文，消除其異國情調，給原文抹上譯語文化色彩。處于強勢地位的文化翻譯弱式文化中的文學作品時常常采取這種手段，其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文化霸權主義和民族中心論。他指出，為了消除這種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現象，譯者應多采取異化（foreignizing）的翻譯策略，保持原文的異國特色以抗拒（resist）這種文化帝國主義。
Lawrence Venuti是具有意大利血統的美國人，其姓依然遵守意大利語發音。查閱《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可以找到Venuti已有通譯“韋努蒂”。因此，譯名應為：勞倫斯·韋努蒂。
13. Itamar Even-Zohar是以色列特拉維夫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提出了多元系統論（polysystem）來指導宏觀翻譯研究。他認為，一個民族的文學文化地位決定了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位置和角色。翻譯文學可能占據中心，此時它常會打破本國常規，進行創新；也可能位處邊緣，此時則強化本國規范，趨于保守。
Itamar Even-Zohar是希伯來語姓名的通用拉丁語轉寫。查閱《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可知Zohar為以色列姓名，已有通譯“祖海爾”，而Itamar在英語、葡萄牙語中均譯為“伊塔瑪爾”，Even又須按照拉丁語發音，故筆者建議暫定譯名為：伊塔瑪爾·埃文-祖海爾。
14．Gideon Toury是以色列特拉維夫學派的又一代表人物，在多元系統論的基礎上研究希伯來文學的翻譯，提出以譯語為中心（target-oriented）的翻譯觀，強調以實證的方法對大量譯本進行描述性翻譯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從而找出譯語文化中制約翻譯過程中種種決定的規范（norm）。他認為，翻譯是受制于規范的，而翻譯的規范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翻譯活動及翻譯產品在譯語文化中的位置。
Gideon Toury是希伯來姓名的拉丁語轉寫。Gideon發/gid’on/，而Toury與法語姓名Toury相似，只是重音落在第一音節。Gideon與英語姓名Gideon發音近似，查閱《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可知其英語通譯為“吉迪恩”，而Toury之法語通譯為“圖里”。因此，筆者建議其暫定譯名為：吉迪恩·圖里。
15．Basil Hatim是篇章語言學領域的著名理論家，注重語篇分析在翻譯中的應用，認為翻譯不只是一種單純的語際轉換活動，而是在一定社會情景中發生的交際過程。譯者只有具備雙語能力和雙文化視野，才能當好跨文化交際中的協調人（mediator）。
Basil Hatim是英國人，故其名應該按照英語發音。“哈廷姆”憑空多出一個鼻音，與原音不同；“海忒姆”不但與原音相去甚遠，還使用了英漢譯音表根本不用的生僻字“忒”。查閱《英語姓名譯名手冊》和《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可知Hatim是Hatem的變體，因此Hatim與Hatem發音相同。由于Hatem通譯“哈特姆”，按照同名同譯的原則，譯名應該為：巴茲爾·哈特姆。
在所分析的15個個案中，有好幾個很難確定譯名，筆者的建議僅供參考。在此，筆者竭誠歡迎譯界的專家學者、廣大讀者提出更好的方案。
在此，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供翻譯界的專家學者參考：（1）翻譯研究者養成查閱工具書的良好習慣，培養自己的標準化意識。某些一下子難以解決的人名、地名在首次出現時要么附上原文，要么照寫不譯；（2）從事翻譯教學的學者、譯者嚴格要求自己的學生遵守譯名標準，培養他們嚴謹的學風與譯風；（3）編輯出版部門明確規定稿件出版物符合國家譯名規范，杜絕不負責任的錯譯、亂譯行為；對于新出現的、現有工具書查不到的外來人名、地名，可以考慮組織專家進行研究，分階段公布實施。
*本文中出現的外國人名一律參照新華通訊社譯名室所編《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外國地名一律參照中國地名委員會所編《外國地名譯名手冊》。同時，在本文寫作過程中，筆者曾就譯名問題請教過Edwin Gentzler, José Lambert, Theo Hermans, Susan Bassnett, Mary Snell-Hornby, Lawrence Venuti, Itamar Even-Zohar, Gideon Toury等有關學者，他們對譯名的翻譯問題給予本人熱情、詳細的指教，限于篇幅，不能將他們的回復一一列出，在此謹向他們致以誠摯的謝意。
（原文發表時編輯部刪去了摘要、關鍵詞、全部參考文獻，現補上部分文獻以保持完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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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國地名委員會編. 外國地名譯名手冊[Z]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7] Hermans, Theo. e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London: Croom Helm, 1985.
[8] 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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